大分流是哪国人写的

大分流是哪国人写的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吧，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读彭慕兰的《大分流》

在此我想冒昧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首先，我试图在学术潮流的框架内对彭著的立场予以理解。如同彭著反复强调的，著述《大分流》的背景是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以一种优越心态来看待欧洲经验，认为欧洲之所以发生工业革命，并在很长时间内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统辖全球，乃是因为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优于其他各洲。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不仅有明显的欧洲中心痕迹，在认识论上也有今天美国学术界竭力想避免的目的论teleology 倾向。目的论的问题在于，它设置了一个简单的因果公式和必然性的套路——A 的发生，是因为B的存在，反过来，B 的存在，必定会导致A，而历史研究就成为分析B和A 的因果关系以及B的特殊性的活动。打个比方，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清政府的腐败，必定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接下来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腐败到什么程度，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失败？但是，这种认为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一定不可避免（inevitable）的思维方式显然会妨害对历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理解，也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有点无聊。在这一意义上，《大分流》挑战了一个很大的认识偏差，指出欧洲经验绝不是欧洲学者所自我想象的那么优越乎数并和特殊，中国在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在1800年前，并不比西方差，有的甚至比西方更为优越和完善。
《大分流》提出的问题，诚然是值得深思的，阐述是否令人信服是另一回事。彭慕兰的阐述过程，首先存在黄宗智所说的两大弊病。第一，彭慕兰不是欧洲历史专家，他对欧洲历史的解释依赖于二手资料，即他人的著述，第二，即便在对中国的研究中，他所依赖的还是二手资料。也就是说，彭慕兰在《大分流》中进行的，并不是实证基础上的分析，而是一种理论推演和假说。如果我们把《大分流》和黄宗智对长江中下游小农经济的研究，杜赞奇对华北农村文化，权力的研究等著作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一明显区别，也正是因为“假说”的特性，彭慕兰在写作中其实不岁迹断地犯论文写作的一大忌讳——他不断地使用英文中的“虚拟语气”，大量用诸如“可能”probably，“多多少少”somewhat，“本该”could have been 这类含糊不清的语言来描述很多现象。由于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分流》对黄宗智提出的“内卷化”问题，其实并不能提出有力的反驳。例如，《大分流》引他人的研究指出，长江三角洲的家庭手工业每年也能为一个家庭创造XX两银子的收入，但是假如按黄宗智的说法，这些收入是在家庭成员不计成本的投入劳力之后取得的，如果考虑所有的成本投入，收入的真实效益是值得怀疑的。彭慕兰把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制度看成是优越于欧洲的一个方面，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在中国这个人口稠密的农业国，土地和其他商品不同，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生产资料，农民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愿意轻易卖掉自己的土地的，相反，所有人都尽可能地希望多占土地，在这种状况下，土地的买卖看起来是一个自由交易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争夺有限资源和欺压掠夺的过程，并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隐患。
即便如彭慕兰所说，欧洲的内卷化现象未尝不比中国更小，欧洲也不比中国更先进，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各方面领先和压制中国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欧洲的突破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国既然如此完善，为何还是落后就更让人好奇，甚至正因为彭毕慎慕兰为中国所作的“辩护”，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但我们总不能坚持说，失败了也还是比你优越吧。
在这一点上，彭慕兰提出的解释似乎就更加无力。在讨论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时，彭慕兰提出，中国人理解蒸汽机的相关基本科学原理（basic scientific principles）——气压的存在——有很长时间，并精通活塞技术和把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动力系统。彭慕兰的依据是，中国人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唯一缺乏的是反过来用热气流来推动车轮的应用。他又说， “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这一工业革命的中心技术本来也可以在欧洲以外发展出来，因此我们永远说不清它为什么事实上先在欧洲发展起来。”
在探讨蒸汽机这一“中心技术”的时候，使用虚拟语气的“本来也可以”和“永远说不清”使得彭慕兰的全书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虚晃一枪，结果除了列举中国平行和优越于西方的种种现象以外，在放弃深入分析的同时，失去了阐释原因的能力。但是，“蒸汽机”问题被提出来，至少说明欧洲以外的文明何以没有首先创造出近代科学技术这个老话题仍然有探讨价值。我的想法是，首先，了解“基本科学原理”不能等同于实践中的应用，不能代替复杂的实验和分析，更不等同于大规模应用后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古人在放冲天炮的时候，也明白后来火箭的基本原理，但会制造冲天炮不等于会制造火箭。一个小孩可以用吸管喝汽水，但他并不会制造抽水机，风箱和蒸汽机的关系无异于此，更何况，风箱的功能是制造风来加大火力，它本身并没有象彭慕兰所说的那样制造“热气流喷射”（jet of hot air）。彭慕兰似乎认为，通过活塞制造气流，和通过气流推动车轮只是一组相反的过程而已，它们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欧洲人不过偶然地跨了过去，而且这一偶然的发生很难通过逻辑解释。这显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看法，拉风箱是一种简单的人力和手工活动，但用蒸汽机推动车轮已经进入到初步的自动化，用机械动力推动机械的阶段，这一步决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偶然跨过去的，从风箱到蒸汽机的跨度，一定远大于蒸汽机到内燃机的跨度。这或许类似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所需的时间和从类人猿到人的进化时间之间的差异。
欧洲能够跨出这一步，即使说是“目的论”也好，必然有其长期的社会的文化背景。从老生常谈的文化思想的角度看，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自笛卡尔，培根已降，越来越注重实证科学的研究，对很多“基本科学原理”都进行研究，实验和证明，并且注重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会伦理和政治哲学，并不强调对客观世界的研究；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在一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及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两种学说都倾向于以极其简明和高度含混的语言表达思想。后来的禅宗则主张不立文字，直接进行由“心”到“心”的暗示性的启蒙。在印度，印度教基本追求是人生的圆满和与“Brahman”融合的体验，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这两种文化中高度的直觉化和情感化倾向有利于文学和艺术，但也并不太利于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广泛的社会应用，因为后者必须进行一丝不苟的长时间和客观事物的实验和研究，禅宗式的顿悟在这里几乎起不了作用。中国宋代以后的“新儒家”更加强调人的自主性和对经典的自我理解和阐释，其主观唯心的一面同样阻碍了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另外，从社会结构看，进行抽象思维活动的中国士人只读人文经典，不从事工匠的实践活动，而工匠由于教育程度所限，也不可能把实践知识和技术上升到理论科学的高度，而两个阶层间基本是隔绝的。而在欧洲工业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投资型“企业家”——而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作买卖的“商人”——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因此，蒸汽机能够被发明和应用，实际牵涉了相当多的值得探究的思想文化背景和体制因素。彭书中提到欧洲发明望远镜等物品，但是，美国学者在对伽利略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当时宫廷贵族实际是这类发明的赞助人和大量科学家的资助和保护者，望远镜也就是伽利略为他的恩主做来玩的。中国的贵族官僚也赞助大量的门人清客，但其间多是文人幕僚，干的是出谋献策，应对唱和的事，搞发明和科研的没几个，这里还是涉及到文化和体制问题。
上述的观点只是我试图从文化角度提出一种解释，因为我同时认为，刻意回避文化和制度因素，正是《大分流》的一大缺陷。正因为回避文化和制度因素，竭力想避免目的论，彭慕兰只能把欧洲的突破——他并不否认，当然也无法否认这一突破是存在的——归结于偶然因素。比如，他似乎夸大了发现和使用煤炭资源在欧洲的意义，以及其巧合性。彭慕兰把长江三角洲和英国作类比，但是提出，长江三角洲虽然有极好的自然条件，却缺少煤炭资源，因为中国的煤炭资源远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恰好是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地方，而且交通不便。对煤炭资源的发掘的强调，在王国斌的《转型的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的局限》中也持类似看法，但把欧洲的崛起归结为发现和使用煤仍然是偏狭的，因为读者必然会提问，煤炭并非只有英国独有，大量使用煤炭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中国北方既然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又为什么不进行开采？晚清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易言•论开矿》一文中也以英国为例，证明开矿带来“富甲天下”，但前提是“格致之士能知五金之矿随处皆有，因地制宜，按法开采，不惜经费，不畏艰难。” 这等于还是在强调体制文化的原因，因为矿是在的，但要人去找，去开，而人首先需要转变观念并具备一定的知识，资金，技术。
彭书中还有一种可供质疑的解释方式，我称为“不需要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彭书的一个解释是，蒸汽动力首先是用来为煤矿抽水，中国的煤矿都在北方干旱的地方，既然不积水，当然不需要抽水设备。王国斌教授也有类似的“不需要论”。他在分析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象欧洲那样建立起与商人阶层的合作关系的时候，也认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商业税来维持自身运转。但是，“不需要”只是对事物客观一面的消极解释。任何政府都需要税收，中国古代政府“不需要”商业税，也“不需要”发行国债来筹资，但是却极度需要农业税来养活自己庞大的官僚阶层，那么，中国古代政府有没有和负担农业税的农民建立类似欧洲的王室与商人那样的妥协和谈判关系呢？如果没有，客观上的“不需要”可能还需要回溯到主观上的“不想要”，即还是要回到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上寻找原因。
即使这样勉强解答了关于欧洲的问题，也还是不能解释中国在1800年后的的衰败，总不能把衰败归结为煤炭资源的位置不合理，这必然陷入了一种地理决定论的目的论观点：因为没有开采煤，所以没有工业革命，所以衰败。另外，彭慕兰的论述还使人感到另一种逻辑上的悖论。一方面，他和王国斌教授一样，力图证明在1800年前中国和欧洲并没有太大差别，欧洲并不特殊，不值得仿效，但由于欧洲兴起和中国衰落这两个事实的存在，他必须证明欧洲拥有中国没有的一些特殊条件，但这等于反而承认和证明了欧洲很特殊，而且特殊到无法仿效的地步，因为煤和铁，市场，等等因素都刚好完美地在一个特定时刻结合在一起。那么，论者究竟想说欧洲的例子特殊还是不特殊？这个悖论王国斌和彭慕兰都未能很好解决。或者说，二者想证明欧洲在人文制度上并不特殊，只是在自然生态和资源上占有优势？但如果自然生态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又如何解释中国被自然条件上没有优势的日本打败的事实呢？
在这一点上，我以为王国斌教授虽然立场与彭慕兰相同，但他在《转型的中国》中的方法似乎更为全面，论述也更为准确和深刻，他以欧洲经验和中国互为参照进行比较，同时，虽然他在开篇的时候声明要强调技术和生产因素，也质疑了从哲学思想角度来解释技术问题的方法，但他在后面却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中国内部国家政权的功能，能力，及其蜕变过程，并且指出“中国的社会秩序既缺少代议制和地方政府和一个公共领域。”在这里，王国斌并没有象一些美国学者如William Rowe， Mary Rankin一样对中国的“公共领域”进行理想化和较为乐观的描述，而是指出了欧洲（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实质和与中国的区别。王国斌还指出，中国的国家政权没有能够有力地发展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而且事实上控制和塑造了中国的意识形态，道德，公共秩序，和民族认同诸领域，并有强大的再生和自我转化能力。
我以为，对中/欧对比和中国受到何种制约的讨论到这里终于触及核心，它不单单是“生产技术”因素，即不是“能不能”，而是“愿不愿”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上述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沿着王国斌的论证再前推一步，就完全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国家政权的思想文化控制是如何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也等于回到了彭慕兰觉得“永远说不清”的那个关于制造蒸汽机的问题。事实上，王国斌对国家政权的深入研究等于已经无意间质疑了彭慕兰和他自己以偶然性从技术层面来解释欧洲和中国的差异的认识倾向——如果王国斌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对整个民族在各个层面都起了如此重要的控制作用，而国家政权的行为和组织又都是高度体制化，高度理性甚至具有哲学基础的，某几个特殊的地理和技术因素怎么可能左右历史的进程呢？在这里，王国斌自己的观点似乎也是矛盾的，除非他同时证明中国的传统国家政权结构和思想非但不阻碍，反而有利于现代需要。重要的是，传统的中国的国家政权所信奉的价值观中确实不是偏向经济和技术，而是着眼于政治文化秩序的稳定和道德伦理完善的，而整个国家的知识阶层都深受此一价值取向影响。这一特性决定了在要探讨中国的独特性的时候，恐怕必须深入到国家政权如何建立一个话语霸权，而话语霸权如何影响（即使不一定是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上，而不能停留在技术的表层和对偶然性的假想。
因此，我认为进行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研究是相当有启发性的，但深入探讨双方各自内部的动力和制约，而不是急于证明中国的平行性和优越性，是一个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比如，在基层社会，中国的绅士和欧洲绅士究竟各自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和道德功能？另外，王国斌的国家政权的挑战，能力，诉求，责任的分别探讨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只有把这些因素和彭慕兰强调的技术，地理，生态因素综合起来，对“大分流”这一历史现象才会有更全面的认识。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pdf下载在线阅读，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大分流》（[美国] 彭慕兰）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资源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4EuZcfAwwrA7aSFII-dsA

书名：大分流

作者：[美国] 彭慕兰

译者：史巧槐建云

豆瓣评分：7.7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纤键年份：2004-03

页数：488

内容简介：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毁宽巧奖，但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作者简介：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历史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加州大学系统世界史研究组主任。其大部分著作围绕着中国和比较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革、环境变革及政府的形成等展开研究,但也著有民间宗教史和家庭结构及性别角色史方面的著作。

关于美国，日本或者欧洲的金融发展史的书籍

美国、日本、欧洲金融发展史的书籍举例：

1、《西欧金融史》

作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简介：本书对欧洲金融史从初期直至当代的进程进行了回顾。帮助了解西欧货币的演变、金本位的出现和复本位的产生、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群岛银行体系的建立、外国投资的纵览、区域和全球金融的一体化，以及欧洲公共与私人融资等历史。2010年新版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并增加了欧洲货币一体化近期发展的最新资料。

2、《伟大的博弈》

作者：约翰·戈登

简介：是一部讲述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的著作。这本书以华尔街为主线展示了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全过程。它生动地讲述了华尔街从一条普普通通的小街发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传奇般的历史,展现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发展和腾飞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书中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经济数据,让我们可以更全面和准确地认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

3、《从江户到平成》

作者：大野健一

简介：从日本人的视角看日本近代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史。阐述日本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的工雹前唯业化国家的独特发展历程。将日本的发展旅程再现为一个鲜活的信息，传递给那些为悔耐本国富强而苦苦求索的各国精英们。若想深入了解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具有国际比较源培的视野。本书所描述的日本经济史，论说了一个国家并非由外来压力主宰而是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转化式适应”概念，这是发现和认识本国的一面镜子。

张西平：19世纪亚洲为什么衰落了

1、新大陆的发展对欧洲近代发展的价值
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文章中认为，欧洲和中国、印度的分流，在19世纪一枝独秀走向现代化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大陆的发现。因为，当时的中国和西欧同样面临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新大陆的发现从根本上缓解了欧洲发展的矛盾，从而使其开始胜出。他说：“新大陆却有更大的潜力，大部分是由于全球性关联的影响。首先，严重的传染病削弱了对欧洲人占领这些土地的抵抗。其次，随着征服和人口的减少而带来的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重商主义以及特别是非洲的奴隶贸易--使所需资源向欧洲的流动自我促进，这是旧大陆区域间双方自愿贸易做不到的；这种关系甚至在工业化之前就预期初级产品输出地和制造业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工能使自身永存于现代社会中。因而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现代'核心及其第一个‘现代'外围一前一后地产生--这一全球性关联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西欧在一种其主要特征并非自己独有的先进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确立了某种真正独有的东西。”
这说明，新大陆的发现缓解了在中国和欧洲同样出现的任何自然的矛盾，广阔的北美平原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木材、棉花等，同时为生产率提高后的欧洲提供了难得的劳动力的新市场。同时，从非洲贩卖奴隶运往美洲的种植园，这是新大陆发现后欧洲同时展开的贸易。“输往新大陆种植园进行劳动的非洲奴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至19世纪奴隶贸易结束时代为止，被贩卖的奴隶总数超过900万。”这些被贩卖的奴隶不仅仅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也成为新的消费者，他们总是需要衣被维持基本的生活，而这种需要又直接拉动了英国的纺织业，这样在英国本土以外就有了一个新的市场，它和英国本土实现了经济的互动，在非洲--英国--美洲的每一个环节旦乱运上，商人们都赚够了利润。美洲土著人群的疾陪橘病死亡和非洲黑人输入一起够成了新大陆的特殊人口特点，“因此，人口下降和奴隶造成的人口恢复结合在一起，使环加勒比海地区成为一个异常巨大的紧扣市场和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输出源泉。事实上它成为第一个呈现出人们现在熟悉的‘第三世界'轮廓的外围地区：既是生产资料（在这里有会走路说话和被诱骗绑架来的工具）又是日用工业品的巨大的输入地。”新大陆的发现，奴隶的贩运成为英国经济的增长点，新大陆广阔的土地既缓解了英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又为其开辟了新的市场。
2、英国的东方殖民政策是其发展的基本原因
在18世纪印度盛极一时的莫卧尔王朝（MughalDynasty1526～1857)已经开始衰败，在其最后一个杰出的领袖奥朗则布1707年去世后，莫卧尔王朝就江河日下。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印度海岸各自集结了绝大多数是由印度人组成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中，英国人彻底打败了法国人,“这是在印度的英帝国的开端，在此后的50年中，英国控制的范围日益扩大，1875年整个次大陆成为其正式的殖民地。”这只是印度开始衰退的第一步。长期以来，英国是印度的棉纺织品的出口国，但从把印度变为殖民地开始，角色的更换就开始了。18世纪时英国曾提高关税限制印度棉纺织品在英国的出口，但现在他们成了印度次大陆的主人，英国棉纺织品进口印度的关税完全被取消了，由于价格低廉，很快印度本土的纺织品就开始败下阵来，从英国进口来的棉纺织品越来越多，印度的棉纺织厂破产的也越来越多，到1820年时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印度纺织品工人失业，“到1833年，孟加拉……的‘逆工业化'已经相当严重。印度失去了一种伟大的艺术，而艺术家也失去了他们的职业。现在家庭妇女的纺锤已很少在纺绵场上快速转动了。”印度一度发达的棉纺织品业就是在这种殖民政策和“自由贸易”的政策下被英国击垮的，表面上亚当·斯密主张政府对贸易的不干涉，使贸易自由的发展，实际上英国是在精心的策划下击垮了印度的棉纺织业，将印度模梁从棉纺织品的出口国便成为进口国，正如罗伯特·B·马克斯所说的：“自由贸易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最少干涉理论与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相结合，其宗旨是把印度变成以出口为目的的粮食和原料生产国。关说被取消，殖民政府显然不会提议保护棉纺织工人，也不会推动工业化的政策（因为那样将会有‘过多的产品'与英国国内工业竞争），而‘自由'市场又将确保印度的食物和原料运到英国，并确保印度人购买英国的工业品。事实上，19世纪中叶以来，印度确实消费了英国出口的产品的25%到35%。殖民政府强行推行的这种‘自由贸易'原则把印度推上了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
印度对英国的价值还不仅仅在繁荣其国内经济上，它实际上是英国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军事上来说，“印度实际上成了英国在东方海洋上的一座兵营，我们无需支付分文，就可以从那里征集到大量的军队”根据学者的统计，从1837难到1900年，这支由印度纳税人供养的欧洲式殖民军队共为英国的殖民战争打了72场不同的战争，这支殖民化的军队被称为“维多利亚扩张主义者的天鹅绒手套中的一双铁拳，是工业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依赖的一支主要的战斗力量。”
印度对英帝国的贡献还不仅仅如此，它还成为英国财政的主要进贡国，由于英国完全垄断了印度的外贸储备，印度对其他国家的外贸盈余全部转给了英国，而印度对英国的贸易赤字正好是它对其他国家贸易的盈余，英国通过印度将赤字转嫁给了其他给国家。“总而言之，19世纪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从始至终都离不开印度的进贡。由于印度的付出，英国才能在1792-1815年间将公共开支扩大了6倍，这一支出的规模为随后半个世纪英国在资本商品工业中的龙头地位打下了基础。同样，由于印度的进贡，才可以使英国在其工业霸权地位已经动摇的情况下，不断巩固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的核心地位。”
如果说对印度的殖民是英国成为19世纪世界霸主的原因之一的话，那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则成为它的全球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成为欧洲人最喜欢的商品，喝茶已经开始成为英国日常生活的必须，大量的购买中国的茶叶，白银便开始流入中国。必须找到一种商品让中国人购买，以解决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鸦片是作为医用的，英国人看到这一点，从1773年开始，英国获取了在孟加拉生产鸦片毒品的垄断权，通过各种途径将鸦片运往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每年达到3400万盎司的鸦片运进中国，同时白银开始向英国回流。为了在中国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当中国政府开始抵制鸦片贸易时，两个帝国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结束，《南京条约》的签署，使英国人获得了2100万元的白银赔偿和香港割让给英国，由此拉开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近一百年的侵略和掠夺。
如果说，从15世纪开始的全球化初期以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拉动了最初的世界经济发展，那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正是由于中国的白银需求和新大陆的白银供给，才使欧洲人凭借获取亚洲商品和进入亚洲贸易网方式使自己富裕起来。”
当时中国成为全球白银的吸纳国，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中国和英国之间有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后，英国用鸦片来作为平衡自己和中国贸易的重要商品，并且使用了武力的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向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中转站，英国各贸易公司每年从印度进口5万箱鸦片（650万磅）卖给中国。19世纪后期大约有5000万中国人吸食鸦片，中国消费着世界鸦片产量的95%。此时的英国通过鸦片贸易不仅仅在摧毁一个民族，而同时在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换回了英国人渴望的白银。鸦片成为19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和它对印度的剥削与榨取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人从印度攫取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对印度造成了沉重的税收负担，而这一负担对英国保持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却又必不可少。为了确保和加强这种地位，使印度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进贡物质成为英国面临的一项急迫任务。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英国才在19世纪中期向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这样，印度--英国--中国成为英国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完整的环节，印度向英国进贡，为保证印度能长期向英国进贡，英国用战争打开中国的鸦片贸易大门，而鸦片是在印度种植，从印度运进中国，印度通过出国鸦片换回中国茶叶，在将茶叶卖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对当时中国--印度--英国的关系做过明确地表述，“印度通过出口鸦片，为英国换回茶叶。中国通过消费鸦片，保证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收入交换。英国通过消费茶叶，促进了中国对印度鸦片的需求。”通过对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国将鸦片的贸易由地下专为公开，由走私转变为合法贸易，正是通过鸦片贸易，英国维持了它的霸权地位，从东方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当时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光荣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通过它，英国政府、国民也获得了难以计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英中贸易天平朝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不但使得印度对英国产品的消费额增加了10倍，也为英国在东方的庞大统治机构提供了直接帮助，弥补了它在印度统治的开支。同时，通过茶叶贸易中的交换和汇兑，极大地充实了英国国库，为其国民每年带来了600万英镑的收入。“
通过以上对英国在东方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初期，英国所以获得霸权地位，在和东方的竞争中有落后者转变为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这是和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殖民统治和鸦片贸易是分不开的，它是以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利益的牺牲为其代价的。
3、英国的科学技术所引起的工业革命是其发展的“历史偶合”
英国在其现代化的发展中煤炭的使用和蒸汽机的发明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已达0.1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90%。1721年发明的蒸汽机在18世纪60年代改进以后被广泛的运用到煤矿的抽水之中。以后，蒸汽机又被广泛地运用到工业的其他部门，到1830年-1850年间，英国的铁的产量从68万吨增长到225万吨，煤的产量增加了两倍，从1500万吨增长到4500吨。
我们当然承认这些新的而技术，例如蒸汽机、铁等的发明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认为这些科学技术独一无二的属于欧洲。彭慕兰认为，中国人早于欧洲使用了煤，因为中国的产煤地区和当时的江南地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距离比较远，从而没有将煤运用到生产中，而英国的煤矿水多，为了抽出矿井中的水，由此发明了蒸汽机，而中国的煤矿瓦斯多，由此而没有发明蒸汽机。他认为这些发明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并不能从这些技术的发明就从而证明了欧洲文化比其他地区先进。
他认真研究对比了欧洲和印度、中国在1750年时双方自在科学技术上的特点，他认为，“总的说来，认为1750年的欧洲已经拥有独一无二的综合科技水平的观点需要给以相当大的限制。”“尽管最近两百年的工业化总的来说是劳动的节约和对资本的需求，假定这始终是重大的发明创造的理由仍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彭慕兰想要表达的是，在1750年时，欧洲在科技上并未完全的超过东方，将欧洲在现代化的胜出归结为科技是没有太多的根据的。在他看来，欧洲和亚洲在1750年后的分流主要是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活动，通过新大陆的发现，英国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走上了效率性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走上了劳动密集性的道路。
所以，用在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欧洲人的领先来证明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秀，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马克斯·韦伯等都用欧洲提前的现代化，用19世纪欧洲人的强大来证明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许多欧洲人由此主张“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没有基督教文化，没有希腊文化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正如罗伯特·B·马克斯所说的，“这些‘西方中心主义’的说法，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还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西方兴起的故事主要是：一些国家和民族从一些偶然历史事件和地理环境中收益，在某一时间（历史的偶合点）得以主宰他人并积累财富和实力。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秘密。了解到西方财富、权利和特权的偶然性，那些已从中受益的人们应当为他们的好运的真实来源而感到惭愧，而那些没有得到好处的人应振做起来，相信未来的新机会会垂青他们。”

谁之现代？谁之世界

麦克法兰的新书《现代世界的诞生》出版的同时，英国学者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几乎同时面世。武大学者刘仲敬对两书使用的材料、研究方法和结论进行了评价。
延续早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部革命性著作中的观点，麦克法兰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彭慕兰等思想家和学者关于旧制度与现代世界“大分流”的帆租经典理论，态雹兆将现代世界的源头上溯至12—18世纪工业化的英国与勤业化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道扬镳;并对现代性的本质和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那就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或曰宗教)等领域的彻底分立与组合。
麦克法兰以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英格兰作例，通过描述英格兰社会方方面面的独特性，丝丝入扣地剖解开启现代性大门的每一把钥匙及其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这幅关于“英格兰奇迹”的比较性画面，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现状，思考如何在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解决最棘手的“社会凝聚”问题。
作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41—)，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院士，皇家人类学会院士，英国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麦克法兰关注现代世界诸起源及特性之比较研究，研究对象覆盖西欧、喜马拉雅地区和日本等三大文化区域。著有关于英国、尼泊尔、日本及中国人类学及历史研究专著20余部，被翻肆老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在数十个国家出版。